小学的时候学奥数，作为常识，知道中国有个大数学家叫华罗庚，教出个徒弟叫陈景润。陈景润解决了世界上最有名的问题之一——哥德巴赫猜想——的一个弱形式，证任意一个大偶数可以分解为一个素数和两个素数乘积之和(比较拗口哦，这个是俗称的1+2的完整形态)。好伟大好伟大哦。华罗庚作为陈景润的师傅，有什么成就呢？据说有个“选优法”，但是“选优法”是啥东西，就语焉不详了。当时年纪小，1+2都看不懂，何况选优法呢。这个问题就被搁下了。

到了高中，翻了翻闽嗣**鹤和严士健的《初等数论》，大概知道了数论是怎么回事。同时，家里有本60-70年代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(这本书可真是本宝书，很多那个时候社会的问题都能在书里看到，后面一一阐述)，上面写了“选优法”的过程和应用。小时候的疑问就再次出现——华罗庚怎么能教出陈景润呢？

这里没有批评的问题，只是怀疑。首先是领域问题，哥德巴赫猜想属于数论领域的问题，而选优法属于运筹和博弈领域的问题。这两个领域互不相关，也没有什么交集的地方(当然，硬说有其实也有)。一个学运筹和博弈的老师是如何教出一个学数论的徒弟的呢？其次是“选优法”这个东西，从纯数学来说太不严肃了，最多只是属于应用数学上的东西。而且太过幼稚，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轻易建模解决这类问题，又何必专门提出来作为一个成就呢？再者，最严重的，如果师傅的成就只有这么一个勉强可以说是应用数学的东西，他如何能带出一个纯数学领域最顶尖的弟子呢？

我曾经找过一本华罗庚传，写的是很动人，然而对华罗庚一生的数学成就介绍很少。说是励志小说勉强可以，但是说用来纪念华罗庚就太过搞笑了。丢番图的墓碑上刻着什么墓志铭？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丢番图方程。这本书虽然说了华罗庚的生和死，然而却也无法解答我的这个问题。今天我终于看到了答案，不由悚然一惊。（http://www.chinagfw.org/2010/03/blog-post_7628.html）墙内需翻墙，因此我摘抄整理如下：

在1968年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在党代会上发表了《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》，在该报告中，他指称74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为叛徒，叛徒嫌疑，特务，特嫌，国特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，里通外国分子等，占159名政协常委会委员的47%。建筑学家梁思成、生物学家童弟周、桥梁专家茅以升相继被打倒。但华罗庚却幸免于难。在数学家群体当中，他是最风光的一个，他是中国数学界的泰斗，中科院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，他很聪明，用一个在理论数学上毫无学术价值的“优选法”，来证明自己“贴近工农”，并在文革时期赴全国十八个省份讲演做专题报告，而其它的数学家此时大多在牛棚里度过余生。

这个当时在全国算是最走运的一个数学家华罗庚，生活是怎样的呢？五零年以后，他再也没有能发表出有份量的成果。是条件不够好吗？从纵向比，抗日时期，他在西南联大，物资极度紧张，住在猪圈旁边，他依然可硕果累累。可五零年以后，生活条件好转，可他却出不了成果了。从横向比，被他指责为“贪图享乐不回国”的同龄人，大数学家陈省身，在国外屡屡突破，一举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沃尔夫奖，退休后衣锦还乡到南开大学享福去了。

华罗庚五零年，毅然放弃优异待遇回国时，发表热情洋溢的爱国宣言：“良园虽好，却非久居之地”，影响了一代海外学人。十年后，他黯然对夫人说：“我想自杀。”消息传出，又影响了一代海外学人。他没有精力再搞研究，因为他的同事处心积虑地揭发他，批判他。他二十年的手稿被红卫兵抄家后付之一炬。他放弃了自己喜爱的数论研究，放弃了自己的天赋，去搞应用数学和爱国主义教育。统筹法让他摆脱了“脱离群众、脱离工农”的口诛笔伐，使他获得全国巡回演讲的殊荣。可他自己知道这东西的生命力，文革以后，再也没有人用。他在海外的名声为他赢得了待遇，因为他是统战对象，是模范表率，所以要照顾他。可是其它人就不是了。他的儿子，一家四口人，住十四平方米屋子。他最得意的徒弟陈景润，住四人七平方米一间的宿舍。清华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迟群不断关心他的生活，陈景润成名之后，迟群不遗余力地动员他积极展开批判华罗庚的工作。华罗庚的优选法在辽宁省做成果展示时，主持辽宁党政军工作的毛远新（毛泽东侄子）对这位天才数学家高屋建瓴地指出：“优选法的‘最优’是不可能存在的，最优这一提法不科学，不符合马列主义，最多只能称为较优。”于是华罗庚只好带领他的弟子们连夜加班，将展示板里的“最优”统统改成了“较优”。

这就是在国内待遇最好的数学家的遭遇。

从逻辑上说，我认为这篇材料没有胡乱编造，至少在选优法这个问题上没有。因为这篇材料能够完整的解答关于“选优法”的三个疑惑。为什么博弈领域的师傅教出数论领域的徒弟，为什么名气如此大的一个人，其成就却如此儿戏。为什么如此儿戏的成就，又被如此着重看待。因为这个师傅根本不涉入运筹和博弈领域，根本是个搞数论的。因为这个成就根本无法被称为成就，只能被称为耻辱，和钱学森的亩产万斤并列。

下面我们回过头来，再说说那本60-70年代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这本书很有意思。有意思在哪里呢？这本书理论上是本科学技术的普及教育书籍。什么叫理论上呢？所谓理论上，就是书的封面是毛泽东语录，封底是“打倒奸工内贼刘少奇”（熟悉历史的凭这句话大概就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了）。介绍的内容无一是普及科学的，都是讲如何生产和如何务农的。问题的开头都是一个工人或者农民向一个反动学术权威请教，权威如何如何。于是这个工人/农民奋发图强，解决了以下问题blahblahblah。要是工人农民个个都能解决问题，那还要反动学术权威干嘛？我同期还拿到了一本美国版本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当然是中文版。封面写着高中版，于是大部分内容我就真的看不懂——同时60-70年代那本写着成人版。我现在记得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讨论基础科学领域——例如我记得的一点——神经结构，神经信号传递，信号处理和模式学习。

对于大多数中国孩子，应该都听过一句话——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其实说这句话的人，自己都未必相信这句话——就像我们高喊共产主义永垂不朽的时候一样。现在要走遍天下，你需要的是背景，英语，厚黑学，而不是数学，语文，物理化。在中国，技术和知识从来不被重视——至少没有像权力和意识形态那样被重视。我们的程序员可以在4天内仿制出一个国外的成熟应用——当然这也不全是好事——然而我们的权力机关可以在4分钟内让你关门。我们的大学生可以在两小时内解出一份漂亮的答案，然而却无法在两个月内设计构造出一个成熟的产品。我们的学术论文是可以网上抄的，我们的核心刊物是可以花钱刊的。人家最聪明的人都从事医学，数学，法律和金融，我们最聪明的人都从事公务员。我们的产品充斥着山寨和抄袭，我们的GDP来自水泥和血汗。

这就是知识在中国的待遇。